斯图亚特·霍尔(—)是学术场域中的切·格瓦纳。他的学术形象或者“身份”是多重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是第二代英国新左派中的风云人物;六七十年代，他致力于文化研究的开拓，被视为伯明翰学派的奠基者和真正的“文化研究之父”;80年代，他率先批判撒切尔政权，是“撒切尔主义”概念的始作俑者;80年代末期以后，他开始反思自己的有色人种、移民“身份”，强力推动了“身份”政治学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异军突起。这些“身份”的差异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很难找到一种可以将它们内在统一起来的线索。那么，应当怎样正确理解霍尔的“身份”呢?本文拟做一些初步思考。
一、“黑”皮肤无法构成霍尔的“本质”
霍尔是“黑”皮肤的、来自牙买加的有色人种。在年以前，他涉及种族、移民问题的言论屈指可数，更重要的是，那些言论的对象都是那些处于社会冲突漩涡中的下层有色人种移民，与作为知识精英的他本人无关。在年的短篇自传材料《最小的自我》一文中，时年55岁的霍尔第一次正面谈论了自己的有色人种出身和移民身份。在此后的文章和访谈中，他还曾多次回到这个主题，最系统的叙述当属年他与中国台湾学者陈光兴所做的访谈《流离失所:霍尔的知识形成轨迹》(年公开发表)。正是在此七八年间，霍尔“接合”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以及法农、赛义德等人的理论，重新阐释种族等概念，建构了自己的“身份”政治学，继而大力鼓吹文化多元主义，捍卫、争取作为西方社会中少数族裔有色人种的文化权力。墙内开花墙外香。霍尔的自述激发了美国文化研究学者格兰特·法雷德的强烈兴趣。法雷德来自种族隔离的南非，同样是“黑”皮肤，当时正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加勒比文学。年，他基于对霍尔自述的诠释提出:尽管长期压抑自己的早期个人记忆，但加勒比的种族、肤色和阶层冲突却内在地塑造了他的自我，他作为学者的一生，就是逃离加勒比但又最终回归加勒比的辩证过程，或者说就是变成黑人、重新意识到自己是黑人的辩证过程［1］。法雷德的观点无疑是新颖而具有吸引力的:首先，他提供了一种具有内在一致性的阐释，将霍尔碎片化的学术历程、学术“身份”缝合到一起，满足了人们的认知需求;其次，他的阐释有“理”，即用霍尔自己建构的“身份”政治学来阐释霍尔自己的形成与发展;再次，他的阐释有“据”，即用霍尔自己的话来叙述关于霍尔自己的故事;最后，他的阐释顺应了当时正在汹涌发展的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浪潮，具有显而易见的“政治正确”性。所以，法雷德的观点一经出现就迅速流传开来，成为新旧世纪之交人们理解霍尔的主流看法。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在霍尔生活的英国同样很有市场。在第一本专论霍尔的著作《斯图亚特·霍尔》()中，从事文化研究的英国学者克里斯·罗杰克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试图探索霍尔学术兴趣转移的复杂线索，据此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正视霍尔在牙买加的成长经历。”［2］47在一年后出版的《斯图亚特·霍尔》()中，英国学者詹姆士·普罗科特也认定起源即本质，“霍尔拒绝去面对的加勒比童年生活却指示出了它们本身对其后来思想发展的重要影响，最显著的一点或许就是塑造了他对阶级、种族和身份政治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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