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终身会员，世界民族学研究奠基人、中国都市人类学研究创立者阮西湖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年2月20日凌晨与世长辞，享年94岁。阮西湖先生千古！
在毕业论文的开题与写作过程中，阅读过阮西湖先生的多篇文章，深受启发。如今先生驾鹤西去，转载先生的这篇文章悼念先生！
一、“中国世界民族学会”的成立及“世界民族”学的创建
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民族研究所（以下简称民族所）在昆明召开“民族学科规划会议”。民族所分党组书记严雄克告诉我，这次会议很重要，每一个学科只能派一位代表出席，另派一名工作人员作记录。当时，我所在的“世界民族组”隶属于民族所民族理论研究室，我们的主要工作任务是翻译有关外国民族的资料。因此，民族所分党组让我作为“世界民族研究”的代表参加会议。在会议期间我考虑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民族和睦以及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我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愿望。而全世界共有多个民族，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需要相互了解和交流。并且，在当今世界上，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它们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借鉴。于是，我向民族所所长牙含章提出酝酿已久的、创建“世界民族”学科的建议。牙所长知道，在创建“世界民族”学科的问题上，本所存在不同意见,阻力很大。一些同志认为，世界民族研究与国内民族研究同属民族学研究范畴，既然国内已有民族学学科，无需再建立单独的“世界民族”学科；另一些同志认为，世界上有那麽多民族和民族国家，国内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研究，还是翻译外国民族资料比较好，有多少力量就翻译多少资料，只要有资料提供参考就可以了，不必建立“世界民族”学科；还有一些同志认为，民族所是研究国内少数民族的，要想研究世界民族，就得另设研究机构，等等。
但我坚持认为，“世界民族”学科的研究内容与传统的民族学有所不同。后者的研究重点是民族文化、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而前者主要研究民族理论、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二者不能相互替代。随着国际、国内民族问题的日益增多和日趋严重，有必要建立一门独立的“世界民族”学科。为了详细了解我的想法，牙含章所长约我到环境比较僻静的翠湖公园进行了交谈。我不仅向牙所长说明了创建“世界民族”学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坚持“世界民族”应该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而且分析了在我所创建“世界民族”学科的有利条件和实际可行性。我说，现有的“世界民族组”虽然只有4个人，但有两个人是长期做翻译工作的，对苏联民族问题、苏联中亚地区的民族很熟悉；另外二人翻译过有关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民族的专著，对拉美和大洋洲民族情况比较清楚，对非洲民族也略有了解。此外，我们还参与了民族理论研究室的课题《马恩列斯论民族》的选编工作，对马、恩、列、斯有关民族概念、民族理论的论述也都有所掌握。我还主编了《马恩列斯论民族》一书，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反映很好。因此，我们完全有能力和条件创建一门独立的“世界民族”学科。
牙含章所长听了我的汇报后，表示同意创建这一新学科，但要分两步走，即先建立“中国世界民族研究会”，以后再建立“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并创建“世界民族”学科。由于当时建立学会是推动学科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且中国社会科学院拥有建立学会的批准权，于是“中国世界民族研究会”就在昆明成立了。在成立大会上，根据牙含章所长的提议，大家一致选举李有义为会长，阮西湖为秘书长（主持世界民族研究会的工作）。会议还决定在年召开“第一届世界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要成立“中国世界民族研究会”，而不是“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原因是所内特别是在领导层内，对于创建“世界民族“学科有争议，分歧很大。若立即成立“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就意味着“世界民族“学科已经创立；而“世界民族研究”只是一般的提法，不同于作为学科的“世界民族”学。这样可以避免争议，先干起来，待条件具备后，再改为“中国世界民族学会”，进而创建“世界民族”新学科。这是学界先建立学会，后建立相应学科的一个特例。同时也是老所长牙含章先生审时度势、搁置争议、先干起来再说的一个范例。
年6月，“第一届世界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向大会提交了论文。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宦乡和民族所副所长费孝通、著名民族学家杨堃及广大世界民族研究爱好者等余人出席了会议。这次大会的研讨对象涵盖了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亚洲等世界各大洲的民族，只有大洋洲的民族除外。研讨内容包括民族政策、民族问题、民族形成理论、民族历史、民族传统文化等。从会议规模和研讨内容来看，可以说，这是一次学术盛会，也是世界民族研究的良好开端。宦乡副院长到会并做了题为《开展世界民族研究是当前迫切任务》的报告。他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三十多年中，民族问题成为世界上的严重问题。我们要想在世界上站得住脚，不研究世界是不行的，不研究世界民族也是不行的。研究世界民族首先是摸清情况，否则我们就不能有合适的对策。”他还说，世界民族研究是一门应用性的社会学科，首先要进行现实问题的研究，要紧密结合当前世界和我国民族的实际，进行各种类型国家民族政策的比较研究。
宦乡副院长见有这么多人参与世界民族研究，他感到非常高兴，并称研究世界民族是伟大创举。他的讲话得到全体与会代表的热烈鼓掌。会上确定要建立中国“世界民族”学科，院领导、所领导、老一辈人类学家、来自全国的会议代表都表示同意，于是“世界民族”学科就这样建立起来了。这时，我从主席台上走下来，费孝通、杨堃先生也一同走下台来，两位老前辈和我热烈握手，祝贺“第一届世界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成功召开和“世界民族”学科正式建立。
会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由李有义会长主编，费孝通先生作序，公开发行。序言指出，出版会议论文集的目的在于引导广大读者对论文中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以促进该学科的发展。有些论文阐述了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读者通过对照和比较，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有些论文对苏联霸权主义对内进行民族压迫、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具体事例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这是当时世界民族研究联系实际、捍卫世界和平的重要任务。有些论文对民族形成的理论有所阐述，对各民族的形成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研究，这对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很有帮助。序言还指出，“世界民族”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在这项研究中需要综合地理、经济、政治、社会、艺术、宗教以及考古、历史等学科的知识，因此常常需要多学科学者们的合作。它同时也是一门理论联系实际的应用学科，在促进民族发展和相互了解方面可以起到有益的作用。虽然该学科在我国还处于初始阶段，但在学者们的努力和大家的关怀下，它一定能够茁壮成长，并将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论文集中所收录的相关论文有：杨元恪的《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和南共联盟的民族政策》，马细谱的《马其顿民族初探》，阮西湖的《乌克兰民族问题》,杨兆钧的《土耳其的库尔德族问题》，穆立立的《达契亚人和达契亚—罗马人在罗马尼亚土地上的连续性》，赵立枝的《十七世纪西伯利亚各民族的的抗俄斗争》，陈茜的《缅甸民族问题》，葛公尚的《初论东非的民族形成问题》，杨允中的《美国印第安人问题》，王明甫的《日本大和名族中的部落民问题》，李毅夫的《试论非洲民族形成问题》等。从论文题目可以看出，“世界民族”学科走出了传统民族学的研究范围，拓宽到了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等政治领域。这样，“世界民族”学科也就有了自己的特色，因而也就成为人类学中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
这里还要提及的是，牙含章所长对建立“世界民族”学科十分关心。在“第一届世界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开会之前，牙所长对我说：“以民族所民族理论研究室世界民族组的名义召开全国性会议不合适，应将世界民族组升格为世界民族研究室。”随后不久，牙所长通过所务会议决定，世界民族组升格为世界民族研究室，并任命李有义为主任，阮西湖为副主任。“世界民族”学科从此就有了自己的研究机构。年，“中国世界民族研究会“改名为”中国世界民族学会”。
二、“世界民族”学科所做的主要工作及重要学术贡献
（一）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在北京召开“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国际会议”
《中国民族报》年3月23日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一封信，打开了中国学者与世界学术界沟通的大门。作为民族所世界民族研究室主任，阮西湖一直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为我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年，当他得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准备召开‘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国际会议’时，便径直写信与教科文组织联系。这封信是以阮西湖个人名义写的，于当年2月28日寄出。回首那次‘冒险行动’，阮西湖说：‘说句心里话，那时大家心里都没有底。’没想到，6月28日，教科文组织人权与和平处处长奥卡拉汉夫人在回信中写道：‘谢谢你2月28日的来信，教科文组织的确非常高兴与世界民族研究室合作……我非常高兴在北京和你以及你的同事见面，也许这项研究计划将使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工作。’”
为了落实这次会议，奥卡拉汉夫人于年3月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具体商谈会议安排事宜，并决定于当年11月召开这一重要国际会议。奥卡拉汉夫人还带来一批资料，其中有一本名为《apatheid》（《种族隔离制》）的专著。该书对筹备这次会议很重要。经过4个月的努力，阮西湖终于在年8月将它译完。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国际会议”于年11月15日至24日在我国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揭示南非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制赖以产生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原因，并探讨克服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途径。
与个代表向会议提交了以下论文：沃·阿克尔曼：《与种族、社会地位以及社会迁升有关的偏见问题》；塔·安斯巴赫：《对民族冲突、种族主义以及偏执的分析研究中的结构和超结构》；斯·霍尔：《支配情势以及原奴隶社会对文化的应用》；林耀华：《关于民族、少数民族和种族主义的问题》；约·雷克斯：《阶级分析和种族关系——种族关系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原理》；凯·姆布恩德：《成见、忍受、民族冲突和种族主义》；阮西湖：《种族隔离制引起的一般问题》；安·奥·奥敦努：《征服、殖民情势和种族主义，特别是南非问题》；法达玛、哈·查马克：《民族一体化和新独立国家消除种族主义问题——种族主义的政治原因》；夏吉生：《南非种族主义宪法的沿革和南非“新宪法”》；葛佶：《恩科马蒂条约后的南部非洲“和”还是“战”》；郑家馨：《南非“班图斯坦”葛公尚：《从南非的民族过程分析种族隔离的历史背景极其反动性》；张谦让：《南非种族主义特征及其影响下的南非社会》；潘维康、孟庆栽、牟利民：《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产生的原因及解决的前景》；宁骚：《南非种族主义与战后国际关系》；顾章义：《南非种族歧视和南非黑人遭受的剥削》；刘君卫：《从世界殖民体系结构的变异看南非种族歧视的历史、现况和将来》。
我国有关领导人在会上作了报告和讲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杨静仁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在欢迎宴会上致了祝酒词；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伍精华作了关于中国民族政策的讲话。（讲话内容从略）阮西湖任会议秘书长；中联部、社科院外事局和国家民委外事处以及社科院民族所世界民族研究室的许多同志担任了这次会议的会务工作。（具体名单从略）
“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国际会议”在我国召开还是第一次。经过4天讨论，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议，也是我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的良好开端。奥卡拉汉夫人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愿与中国学者在种族研究方面进行更多的合作。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
（二）召开“种族隔离制研究国际专家会议”
年，我在意大利出席《种族与民族理论》会议期间，曾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奥卡拉汉夫人商谈关于在年召开“种族隔离制研究国际专家会议”有关事宜。奥卡拉汉夫人愿意再次在北京召开会议。我回国后向所、院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同意奥卡拉汉夫人的建议。于是年9月1—4日在北京召开了“种族隔离制研究国际专家会议”。现将这次会议的情况扼要介绍如下：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民委、中国教科文全国委员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举办的“种族隔离制研究国际专家会议”于年9月1日在北京开幕，历时4天，经过热烈讨论于9月4日胜利闭幕。
这次会议是在南非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黑人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而且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的形势下召开的，因而具有特殊的意义。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赞比亚、莫桑比克、英国、尼日利亚、日本、印度、埃及、牙买加、法国、匈牙利、苏联和中国的15位学者和5位国际组织的观察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奥卡拉汉夫人出席了会议。来自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更增强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性。
中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杨海波、国家民委副主任江家福、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复三也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是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3届会议通过的第12项计划“消除偏见、偏执、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第1条“关于偏见、偏执和种族主义的研究和探讨”的决议而召开的，目的在于协调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对种族隔离的研究，交流经验，互通资料，制定种族隔离制研究的五年计划，并对南非黑人斗争的前景进行估计，对南非主要矛盾的性质进行分析
中国学者与各国学者回顾了年以来南非形势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我在提交给会议的论文《南非种族隔离制的教育体制》中指出：“由于武装斗争和城市工人、学生、教师的反抗相结合，使南非人民看到了解放的曙光。”我的论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论据：一是白人中主张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人数日益增多；二是国际社会对黑人的支持和对博塔政权的制裁不断加强；三是黑人的力量日益壮大，种族隔离制政体已开始动摇。
奥卡拉汉夫人和外国学者对南非黑人的前途也持乐观态度。奥卡拉汉夫人说，南非民族解放的到来是十年至十五年内的事情。英国代表、国际防御与援助南非研究部主任特雷夫说：“非洲许多国家独立的迅速程度远远超过了原来的估计，从南非现在的局势发展来看，这一天我一定能看到。”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南部非洲研究室主任波克罗夫斯基也谈到：“南非内政事件的迅速发展使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成为种族隔离制度彻底崩溃的见证人。”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主要收获有以下三点：一是进一步提高了我国在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制斗争中的国际地位。会议期间，国家民委副主任黄光学作了《中国的民族情况和民族政策》的报告，介绍了中国的民族平等政策和中国少数民族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国家民委民族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庞宝光也为会议提交了题为《民族平等政策给回族带来繁荣发展》的论文。代表们还赴新疆进行了访问。通过听取报告，阅读论文和参观访问，代表们对中国的民族平等政策和各民族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有了深刻印象。正如奥卡拉汉夫人所说：“两次选择中国作为会议的东道国，不仅考虑到中国是第三世界中坚决反对种族主义的大国，而且也由于中国是一个实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国家。
民族和种族虽有不同，但这两个问题却是有联系的。中国在这方面有许多东西是值得学习的。”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制事务中心官员奥兹格先生也说：“我在联合国工作没有收到任何关于中国民族不平等的材料。中国各民族是平等的。”奥卡拉汉夫人认为，中国和中国学术界一直站在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制斗争的前列。二是沟通了中国学者与各国学者的联系，促进了我国对南非的研究。三是中国学者在这次会议上也有很大收获。首先值得高兴的是中国学者的论文受到了外国学者的重视，如《南非种族隔离制的教育体系》一文受到尼日利亚代表的称赞；照那斯图介绍的中国学者的研究计划也得到日本、英国代表的重视。当然，中国在研究南非方面也存在困难，如资料缺乏、资料陈旧等。通过这次会议，得到了不少新的信息，建立了学术联系，这些都促进了我国对南非研究工作的开展。
这次会议虽然只开了4天，但由于会议的组织工作考虑得很周密，使会议达到了预期效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奥卡拉汉夫人对此很满意。她说：“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不仅进行了反对种族隔离制的学术交流，也有利于推动世界舆论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以上参见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会刊《世界民族研究》年第2期）
（三）介绍和研究世界各国的民族政策，特别是西方开明、进步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1.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一词最先于20世纪60年代在加拿大使用。该词开始使用时有三种意思：第一，指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的社会；第二，指多元文化社会中各种不同文化互相尊重；第三，指政府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政策。因此，多元文化主义不是简单的一个词、一个概念，而是一种新的理论和新的政策。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第二个宣布（年）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长期推行同化政策，到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70年代澳大利亚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承认各民族文化并存。相对于西方国家过去实行的同化政策而言，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开明的、进步的。从以上两个国家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来看，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有生命力的，是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关系问题值得借鉴的重要模式。
2.瑞士特色的民族政策。瑞士是一个由4个民族构成的、统一的联邦制国家，各民族人口相差悬殊，却长期存在着民族关系和谐的局面，这是很不容易的。瑞士各民族间的和谐关系不是通过一体化实现的，而是通过政策，使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得到发展和尊重而实现的。
虽然瑞士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有不少积极因素，但依然存在问题。如讲法语的汝拉居民要求从伯尔民州分离出来，另建一个州（汝拉州）。这说明民族问题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国家，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民族政策，才能彻底解决民族问题。
3.美国的民族同化政策。美国对印第安人、黑人和白人少数民族采取同化政策。在这方面，美国存在两种典型的理论：（1）“盎格鲁化”理论（Ang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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