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文汇报记者通过在线视频的方式采访了高锐先生，请他谈谈对“知识产权的角色”的思考，以及对上海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的建言。
我们现特将此篇访谈进行系列摘编，以飨读者。
■弗朗西斯·高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前任总干事、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名誉院长）
在现有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格局下，作为“后来者”的发展中国家应如何推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制往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在竞争激烈的世界经济中，技术是获取竞争优势和经济成功的关键。没有人会轻易放弃他们的竞争优势，而知识产权能保护竞争优势。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做三件事，当然这并不能全面回答这一难题。
首先，如前所述，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和支持发展的机构须认真对待发展科学技术实力这一任务，须将它设计为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共识的政策目标。
其次，国际知识产权制度须确保在两个目标间达成平衡：为创造新技术提供激励措施，以及让社会广泛享受技术带来的福祉。正如我们刚才讨论的，达到这种平衡须在不同情况和危机中不断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在法律层面，这意味着在排他性权利及其例外情况之间找到平衡。
第三，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不仅要解决最先进技术的知识产权问题，如人工智能，还须解决发展中国家资源基础的问题。例如，许多时尚名牌公司都模仿了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但却没有给发展出这些传统设计的社群返还任何收益。再比如，当博尔特和其他牙买加短跑选手在奥运会和国际体育比赛中不断拔得头筹时，牙买加政府就开始用“牙买加”一词注册域名，如“牙买加金牌（JamaicaGold）”。这些域名已全被注册。我认为一个国家应拥有在国际上使用自己国家名称的排他性权利，但令我感到不解的是某些发达国家却在立法上反对如此。
当下，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已成为创新的新引擎。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更加迫切。有学者认为，当今的数字经济时代也可被视为以知识产权为先导的“知识产权经济时代”。我认同这一说法。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人类采取工匠生产的形式，对工匠来说重要的是他们生产的单个物品，而这些物品的实体财产权非常重要。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个体化生产被批量生产取代，这时，重要的不再是单个对象的实体财产权，而是能够实现批量生产的技术，因此，知识产权也变得重要起来。在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将变得更为重要——以音乐为例，作为消费者，过去我们购买黑胶唱片，由于技术进步，它们又被CD取代。现在你购买的是什么？是访问权限（access）。要享受音乐，你甚至不需要一张实体唱片，用知识产权学界的术语来说，某种物质支持（amaterialsupport）。现在，你通过订阅而获得访问权限或者你可以免费获取但以接受广告的轰炸为代价。所以，重复一下，获取是关键，而知识产权控制着获取。后者定义了每个人在数字内容方面的权利和义务，这不仅涉及音乐，还涉及电影、文学以及算法和数据。获取掌控着数字世界的命脉，而知识产权正是调整获取的制度。
今年“世界知识产权日”的主题聚焦“知识产权和中小企业：把创意推向市场”。有评论称，中小企业将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有趣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无论是以纽约还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数据来衡量，那些市值最高的公司大部分都是技术型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市值排在前五的公司都是技术型公司，而在三四十年前，它们根本不存在，且起步时都是中小企业。数字经济为它们的快速成长提供了良机，因为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它们面向全球市场，不需要在每个国家都建立实体（至少在发展初期不需要），且不太依赖于实体基础设施。中国的同类企业也是如此。在它们从初创型企业成功成长为大型企业的过程中，知识产权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帮助它们实现了这一艰难转型——它们在国际上都拥有受商标保护的、强大的品牌认可度，它们享有受专利保护的创新技术，也都为其智能手机和计算机硬件等实体产品使用过相应的设计。
中小企业是经济的命脉，它们承担了大部分经济活动、贡献了大部分就业机会。但它们也很脆弱，因为其资产往往是智力资产——创意、商业战略等。它们需要知识产权保护来为它们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将创意发展成为可进入市场的产品和服务。
（本文摘编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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