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资企业的国际市场布局而言，年并非顺利的一年。一方面中美 爆发，地缘政治关系不稳定，另一方面央企出海制度约束增强，产业发展不平衡，合规性风险凸显，且民企海外投资集体“退潮”，多元危机丛生。年也见证了不少历史性悲剧，以下三大事件的发生无疑给海外市场增添了一丝阴影。
中兴事件：美国商务部累计对中兴的罚款额高达22.9亿美金，而且其公司的国际业务被美国强势监管；
马来西亚东部铁路：中方投资的全长公里、亿令吉（约亿人民币）的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在已经全面开工的情况下，被新上任的总理马哈蒂尔紧急叫停；
联合石化亏损：联合石化在采购进口原油过程中，因为对国际油价走势判断失误，部分套期保值业务的交易策略失当，造成经营亏损高达46.5亿元人民币。
纵观全球，国际形势更为严峻：“一带一路”市场变化莫测，变中有忧；全球基建投资的缺口扩大，风险亦增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反感情绪开始蔓延，中方企业的国资背景使得部分东道国政府坐立不安。未来市场的拓展将面临更为激烈的政治博弈，在某些超大型投资项目中，企业或将沦为政治牺牲品。从深层次讲，许多中资企业对国际市场风险不敏感，应对能力太弱，无法化解“灰犀牛”式的冲击，更无法从以往大量的失败案例中总结出应对海外项目风险的经验与教训，导致很多时候重复犯错，或将令中国承包商在国际市场高质量发展面临巨额的损失。
深水航行，风急浪高
据《经济参考报》统计，92%的中央企业都参与了“一带一路”建设，60%以上的央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了股权投资，51%进行了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BOT）的综合服务。虽然我们承包商企业在“一带一路”市场上取得辉煌成就，如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中标俄阿穆尔天然气工厂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公路等10亿美元以上的大单相继签署并开工建设，但实质上我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依然滞后，很多市场传统业务的饱和和恶性竞争都将对市场的稳固性和延展性产生严重打击。而中国企业在高端市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水土不服”，很难适应当地基建市场的发展要求，无法有效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当前，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份额占全球的比重突破20%，发展规模已经接近上限，某些区域的工程承包业绩在年将会出现断崖式下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体制、宗教文化、经济基础和基建条件差异较大，且经济和文化上高度依赖欧美国家，对中国输出的体制与模式的认同感不强，中国企业想在国际业务拓展上实质性摆脱被动局面，需尽快从“与国际接轨”提升为“国际化”，从“广泛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上升到“掌握话语权”。中资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深水区，势必面临大量突发性风险，无论是不可控的政治与金融风险，还是区域投资环境的变化以及企业的内部管理难题，都将阻碍中资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全球基建市场的变化形势与风暴眼
一、全球基建市场的变局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年全球共同应对主要紧迫风险的能力已经降至危机水平，不断恶化的国际关系正妨碍各国应对与日俱增的严峻挑战。同时，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因素影响，经济前景日趋黯淡，将在年进一步挫伤国际合作前景。年爆发的中美 ，导致多边贸易规则与协定遭到进一步破坏，经济逆风给国际合作造成了极大威胁。年“大国之间的政治对抗”将进一步加剧。
二、宏观风险
从宏观层面上看，年全球政治环境开局不利，从法国巴黎的罢工骚乱，到美国政府的停摆，再到南美委内瑞拉的政治动乱，全球政治环境日益恶化。其中， 的不确定性因素是中美关系。中美 是气运之争，是国运之争，可以想象，这将是一场持久战，年前双方即将缓解的经贸关系，由于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在加拿大意外拘押，且大概率将被引渡美国而变的扑朔迷离。而中美由于各自的内部矛盾和经济增长压力都会挤压双方的谈判空间，未来趋同的可能性进一步变窄。
虽然全球局势纷乱繁杂，全球地缘政治的“风暴眼”应该处于南亚地区和拉丁美洲两个地带。南亚地区由于存在恐怖分子，以及宗教与种族矛盾激化的暗涌，未来的经济与政治不稳定性将加剧，土耳其的货币危机更凸显了该地区金融汇率市场的脆弱性。甚至，马尔代夫这样的小国也“变了天”。马尔代夫是“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国家，也是最早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并于年与中国签订《中马自由贸易协定》。但是随着前总统亚明的意外失利，其反对党候选人萨利赫胜选，其计划退出与中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
与亚洲市场的暗礁相比，拉丁美洲形式更加危急，特朗普为了巩固其政治成果，势必将重新整顿其后花园，委瑞内拉的危机将成为南美问题的导火索，引爆整个拉丁美洲的金融风险和政治危机，而中国这些年在拉美国家，包括巴西、智利、牙买加等国的重金投入都将面临巨大风险。
虽然每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保”）都会颁布《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并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营商环境风险”和“法律风险”四个维度对国家风险进行深入分析，但是相对变化莫测的国际形势，我们过往的评判都相对迟缓，无法即时指导我们基于未来市场风险变化的投资行为。
三、中观风险
据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报告《全球基础设施市场展望》统计显示，-年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94万亿美元。这将比按目前投资趋势推算的数值高出19%，且平均每年为3.7万亿美元。从这些年的海外工程市场积累的经验上看，结合国际基建市场的强劲需求，当下应该是海外基建投资的黄金时段，但是国内PPP政策的摇摆不定，再加上国有企业在使用PPP模式上的急功近利，使得国资委对央企投资类项目的管制趋向严格，尤其对非主营类业务的限制，更造成企业对投资风控的过度紧张化；另一方面，由于担心汇率不稳定，外汇流失过快，中央政府对于海外投资一直采取内冷外热的模式，加大了审核力度，这些都不利于海外基建高端市场的开拓。国际工程EPC市场的饱和，EPC＋F模式的滥用，海外工程承包产业发展的结构性失调，未来的瓶颈会更加难以突破。
四、微观风险
从项目层面上看，“一带一路”市场中，工程承包类企业走得较快，而前端的咨询设计类企业由于其规模不足，且大多以民营为主，虽然少量企业有海外项目的尝试，但是依然处于总体滞后的状态，缺乏对区域市场和项目投资环境的科学研判能力，无法为建工类企业“走出去”出谋划策，更无法帮助其抵御风险。
另一个值得警醒的是我们海外项目的资金来源过于单一。目前，中国企业主要依赖国有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信保、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以及国有商业银行来为海外投资项目筹措资金。这种方式对国有信贷资源的过度依赖，不能够有效实现风险分散，而且还会过度消耗国家宝贵的信贷资源，引发国际社会对于中国金融机构长期信用评级的担忧。另外，国家官方出口信贷机构的担保和增信产品，在管理东道国政治风险方面，没有多边机构的类似产品有效力。
五、内部风险
除了很多不可控的外部风险，对外工程承包商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内部风险。从企业管理角度，首先，我们缺乏海外基建项目风险评估与管理的方法论，以及风险应对能力，面对“灰犀牛”式的冲击，只会僵在原地或者原地踏步等待新命令；其次，则是经常盲目乐观，忽视已经发生的危机，缺乏在市场前进中抵御风险的力度与速度。由于体制问题，有些领导魄力不足，且内斗不断，团队建设不足，缺乏应对风险的有效机制。再次，对于项目端的风险评估，除了超大型项目有风险管理模型以外，大多数项目的风险评级缺乏行之有效的方法，更缺乏核心技术支撑，而且人员配置跟不上，风险管理专业化人才急缺，知识意识也亟待提升。
应对措施
我们企业的传统风险应对模式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哪儿着火了，就像消防员般赶赴现场灭火，而面对“灰犀牛”式的冲击，经常会强调“稳”字当头。保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固然没问题，却忘记了风险处理的 模式是风险防范。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35号令《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中明确提出：对于境外特别重大投资项目，中央企业应建立投资决策前风险评估制度，委托独立第三方有资质咨询机构对投资所在国（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市场、法律、政策等风险做全面评估。中国企业在海外无论是主动投资，还是承接工程承包业务，都应该时刻
转载请注明：http://www.bailiqing.com/gjqh/811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