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椰壳碗外的人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徐德林译，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年8月）
当《想象的共同体》被伦敦的韦尔索出版社（Verso）出版的时候，令人奇怪的是，它在大西洋两岸的最初接受度形成了鲜明对照。在那些遥远的日子里，英国仍然有“严肃媒体”（qualitypress）—意思是有很多顶级知识分子和学者作为评论家和随笔作家为之撰稿的优质报纸。让我吃惊和高兴的是，该书获得了这些人的热烈讨论：剑桥大学著名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EdmundLeach）、杰出的爱尔兰政治家和政治史学家康纳·克鲁斯·奥布莱恩（ConnorCruiseO’Brien），以及正崭露头角的牙买加马克思主义者温斯顿·詹姆斯（WinstonJames）。当然，他们全都熟悉英国弥久不衰的民族主义论争，因此能够“定位”我的贡献。
在美国，该书几乎全然被忽视了。在一定意义上，这是相当公平的，因为我写这本书首先不是为美国人。另外，在美国，覆盖全国的严肃媒体不大常见。然而，为《美国政治学评论》撰稿的一位老迈的欧洲流亡政治学家的确对拙著做出了评论，断定它除标题吸引眼球之外一文不值。
年代末，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瓦解，这种情况迅速发生变化。就像一切帝国那样，美帝需要敌人。“危险的民族主义”（当然不包括美国的民族主义）浮现出来填补了因“共产主义威胁”的消失所留下的真空。我清晰地记得曾接到过苏联研究的主要中心之一—凯南研究所（KennanInstitute）一位高官的发疯似的电话。他恳请我飞过去给他的研究所做个讲座。当我询问为什么的时候—因为我对苏联或者俄罗斯知之甚少—他让我大为吃惊地说道：“苏联研究完蛋了，不再有钱进来了，我们的学生无法找到工作。现在苏联的一切都涉及民族主义，这里研究过民族主义的人几乎没有。你是这个国家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够让我们重新站起来的人之一。”我没有去。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第二个因素是，主要通过口耳相传，《想象的共同体》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系，以及非常诡异地，在英语和比较文学系流行了起来，被广泛地用作研究生层次的教材。政治学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外，但它最终不得不屈服于学生对民族主义课程的需求。非常让人惊讶的是，当时关于民族主义的课程在美国各地都几乎不存在。因此，在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地位完全变了。突然间我变成了一个“理论家”，而不仅仅是一个区域研究人员。我甚至被要求讲授一门关于“民族主义理论”的研究生课程，这是我之前从未考虑过要做的。让我觉得有趣的是，修这门课程的学生不仅来自政治学系，而且来自历史学、人类学、比较文学和社会学等系。
讲授“民族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我强迫年轻的人类学家读卢梭、政治学家读一本19世纪的古巴小说、历史学家读李斯特经济学、社会学家和比较文学家读丸山真男（MaruyamaMasao）。我挑选丸山是因为他是政治学家，是亚洲人/日本人，聪颖过人，涉猎过多个领域，非常有幽默感和历史感。很幸运的是，他的著述已被译为英语。很明显，学生们受过非常专业的培训，以致他们并不真正理解彼此的学术术语、意识形态或者历史。因此，我作为老师的任务就是消除这些学术交流的障碍。
大致在同一时期，人们开始谈论“跨学科研究”观念。究其源头，我怀疑这一新的兴趣反映了以下二者之间明显失配（misfit）的挫折：一是学术研究领域，一是声称代表学科的各系的保守的体制权力。以学科为基础的各系往往对维持现状有既定兴趣，但学术研究领域却可能不适应现有系所的边界，因为它们很可能改变其轮廓，以回应发展中的历史形势、社会需求或者研究人员的学术兴趣。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迅速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技术变化随处可见。于是失配出现，而且不断增强。然而，还有跨学科性增强的其他迹象，诸如少量彼此不同的学科相互融合。文化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等令人感兴趣的领域兴盛了起来。也有这样一种乐观的想法，认为跨学科研究将有助于搭建起学科与区域研究之间的桥梁。“时尚”也发挥了短暂但很重要的作用。
《想象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韦尔索出版社）
如果说跨学科研究的大体思路是有吸引力的，那么它也是模糊的，面临着相差甚大的阐释。两种最为基本的观点可以大致描述如下。第一种是以拉丁语前缀“inter-”为出发点，它被解读为表示“在……之间”，换句话说，研究人员是把自己置于学科“之间”的巨大空档之中。比如，如果你想研究菲律宾易装癖者精致的、经常富有诗意的俚语的政治、社会、历史和经济语境，现有学科中有进行这种研究的足够空间吗？有关于性别研究的学科可以帮助你吗？为什么没有？通过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借鉴多个学科，沿着这些思路工作的人生产了很多有趣的、有价值的材料，但研究本身经常杂乱无章、不乏逸闻轶事、逻辑混乱。对这样的人而言，“文化研究”是一个不无裨益、享有盛名的范畴，但有些人并没有全面认识到真正优秀的文化研究是很难做的。
第二种观点暗示了系统地调和两门或者更多学科的基本框架和工具这一困难的任务。但这一方法要求精通每一学科，并需要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可以将每门学科纳入其间的超级框架。唯有真正出类拔萃的人才能做好这一工作。戴维·莱廷（DavidLaitin）对于语言政策的政治与日常语言使用之高人一筹的比较工作，为政治学与社会语言学何以能够巧妙地调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无须赘言，上面概述的两种“基本观点”代表了两个极端，很多学者是在它们之间的某处开展工作的。
人们还必须考察使许多年轻人的研究得以规划和受到资助的智识文化。美国又是一个很好的、极端的例子。支持博士论文研究的资金通常来自私人基金会和/或政府机构。能否成功获得资金通常取决于一份优秀的计划，“逻辑完整、论证清晰、结构严密”，因为这些机构的鉴定专家往往都是知名的“某学科”教授。学生间“什么会有效”的小道消息传得相当快，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是鉴定专家委员会的成员，你会发现这些计划经常看起来十分相似，难分彼此。
在政治学中，学生们被认为应该带着一个将在来年被证实或者被证伪的假设而来。这种时限是很糟糕的想法，因为它太短了，无法尝试任何有难度的东西。对假设的要求也经常是很糟糕的想法，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暗示，只有两个大致的答案是可能的：是或者不是。规模始终是问题。如果有学生说他希望研究明治时期的性别意识与实践，他通常会被这样告知：“坚持性别意识，找一个有趣的十年，限制在东京。否则你永远都做不完研究，找不到工作。”考虑到现实的财政和市场约束，这种建议并非不合情理，但它不可能鼓励要冒险的或者艰巨的工作。
至少在我看来，开始有趣的研究的理想方式是从你并不知道其答案的难题或者问题出发。然后你必须决定智识工具的类型（话语分析、民族主义理论、社会调查等等），它们可能会有所帮助。但是你也必须寻求未必从事你的学科或者专业的朋友的帮助，以便设法获得尽可能广泛的智识文化。你也经常需要运气。最后，你需要时间来让你的想法连贯和发展。举例来说，催生《想象的共同体》的研究就是始于我问自己问题却没有答案的时候。民族主义始于何时何地？为什么它有这样的情感力量？什么“机制”能够解释其快速的、世界范围的传播？为什么民族主义史学总是如此不真实甚至可笑？为什么关于这一主题的现有书籍如此令人不满？作为替代，我应该读些什么？
我着手研究的时候仅仅相信两个必然。首先，部分答案必然在于改变世界的资本主义。但是马克思没有太多注意印刷资本主义，而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sabethEisenstein）等优秀学者虽然给予了印刷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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