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完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再看危机发生的驱动因素。美元本位制危机要最终爆发，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一是崛起货币足以替代美元行使国际本位货币职能；二是货币金融危机进展到美元信用危机的临界点。促使挑战货币崛起以及货币金融危机爆发的驱动因素，主要源于美国对货币权力的滥用及其造成的负面影响。
前面我们讨论了在牙买加体系下，“脱锚”的美元如何通过“脱嵌”的全球金融体系强化自身货币权力，随后讨论了这种无限制的超级特权所能带来的超额收益，考虑到这种收益通过开动“美元—美债”印刷机便能轻易获得，而所承担的义务却比挂钩黄金时代更为模糊，美元对货币权力的滥用便成为一种必然。这种必然与美国强化全球政治领导力的雄心相关，也与高福利社会和民主选举制度对国内选票的追逐相关，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主权货币充当全球公共产品产生的矛盾所致。美国一贯采取的内视性货币政策取向和对外围国家的忽略，在布雷顿森林时代尚可称为“善意忽略”，但在牙买加体系下和全面金融自由化的历史背景下，这种自利型货币政策所带来的破坏力不但严重损害了外围经济体利益，同时也消解了美元作为本位货币的政治合法性。
1.美元本位制的“中心—外围”权力结构
在探讨美元如何滥用币权之前，首先分析美元本位制下的“中心—外围”权力结构如何通过货币这一媒介在全球范围内分配利益。国内宏观研究从业者习惯使用图3-2来理解决定世界经济走势的关键因素。
作为“中心—外围”的中心，美国通过“双赤字”输出美元和美债，获取外围国家的产能与资源。如图3-2所示，最中心的三角代表与美元挂钩最紧密的伙伴国家，中国作为最重要的产能国家，中东地区作为最重要的资源国家，由于出口产品和石油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其货币与美元挂钩最为紧密。第二个虚线三角是相对重要的产能、消费和资源国，以日本、欧洲和澳大利亚为代表。第三个点状线三角包括英国、韩国、俄罗斯，以及其他未列入其中的重要经济体。这张图除了反映国际货币之间的联系，还体现了美元作为中心货币对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塑。世界各国根据其资源禀赋的不同，被划分为产能国、资源国与消费国，向体系的中心输送产品、能源、服务、市场。
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通过币权进行的利益攫取或许比英帝国直接使用武力拓展殖民地更为隐蔽，但权力是一种相互作用，受力者必然有所感知。雅克·吕埃夫在布雷顿森林时期就看出“弹珠游戏”的荒谬之处，其后又以“无泪赤字”来形容“美元—美债”循环，尤其当美元在享有“超级嚣张的特权”的同时，却很少承担与权利对等的义务，反而利用币权转嫁国际收支、调整成本，滥发货币支撑本国政治诉求，更会催生反对的声音。
2.币权滥用与全球性通货膨胀
在所有货币权力中，最容易被滥用的就是国际铸币税特权。众所周知，在一国疆域内，无限制地印刷纸币和实行赤字财政，无疑会带来数不尽的麻烦。因为货币实际价值降低会带来恶性通货膨胀，财政过度举债则必然引发政府信用破产。然而，一旦货币的流通域拓展到全球，货币发行国就可以实现无限印钞和举债，同时维持本国货币政策稳健和通货膨胀可控，并将通货膨胀风险输出至别国来承担，正应了尼克松政府时期财政部部长康纳利的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难题。”
考虑到美国赋予自己的国际领导定位和民主国家特性，手握铸币税特权而不使用的可能性为零。即使在黄金桎梏下，美国也因“马歇尔计划”、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构想而大肆开启举债模式。脱离黄金限制之后，作为冷战的西方阵营领导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保护伞，美国军费开支一直居高不下，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展开军备竞赛，—年连续5年军费保持两位数增长；尽管军费支出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有所下降，但出于争取选票的目的，联邦财政支出中另一个大项福利支出也始终居高不下。从图3-3可以看出，福利支出的比例和增长，日渐成为美国财政的沉重负担。
“双赤字”增长是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要求和美国国家政策的必然需要。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学界信奉的三种“谬误”也给美国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一是对菲尔普斯曲线的迷信使货币当局认为货币紧缩措施意味着高失业率；二是有效市场假设让市场对宽松货币政策吹起的泡沫视而不见；三是以汇率工具纠正贸易逆差（净储蓄）的理论则让美国政府一味强迫债权国货币对美元升值，希望以此提高美国产品竞争力、降低顺差国贸易盈余。在种种因素推动下，美国不停开动印钞机和动用汇率武器成为必然之选，这种不加限制的“铸币税权”滥用，从三个方面给美元本位制带来了负面冲击：通货膨胀和汇率问题导致美元价值下跌，对外围国家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使美元产生了离心力，离岸美元池的积聚也成为美国系统性不安定因素。
首先，对于一种国际中心货币而言，保持货币价值稳定是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要求。“脱锚”后的美元“含金量”可以通过内部价值和外部价值，或者说通货膨胀和美元汇率两方面来衡量。从内部而言，在牙买加体系初建立的5年间（—年），美国消费价格指数高达8.8%，其后也一直保持4%~5%的高通货膨胀率，与20世纪60年代早期1%左右的通胀率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这是“脱锚”的美元滥用铸币税和信用本位特权的重要印证。从外部而言，仅从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来考量，任何传统经济学理论都会得出美元被高估的结论，长期来看，一定是贬值而非升值趋势，即使作为本位货币国家美国还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但这种自由度总有一天会干涸见底。更何况美国很难抗拒使用“汇率武器”的诱惑，面对国际收支失衡，往往信奉“汇率决定收支论”，选择采取美元贬值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正如20世纪70年代初的“尼克松冲击”、70年代末的“卡特冲击”、80年代的《广场协议》所证明。当美国的货币供应量从年的亿美元飙升到年的4.万亿美元，1美元的购买力也下降到了22美分。美元的泛滥严重冲击了美元价值，降低了美元购买力，也消解了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基础。
其次，“双赤字”政策、恶性通货膨胀和大幅汇率波动给外围国家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考虑到美元币权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进一步增加了美元的离心力。“美元—美债”双赤字模式对外围国家造成的第一重损害是，流通中的美元爆炸性增长，使美国可以用通货膨胀税的方式使美元对内通胀、对外贬值，从而压低美元实际购买力，从实质上减少美国对外负债，将调整国际收支负担转嫁至外围国家。第二重损害是美元本位制下的外围国家的发展模式，是通过出口货物、资源或服务积累贸易顺差，再以顺差形成的外汇储备为基础制定货币政策，正如中国过去三十年来以“外汇占款”来发行基础货币的政策模式。离岸美元的爆炸性增长，造成外围国家外汇储备飙升，从而引起被动型的通货膨胀，吹大各国的资产泡沫，由此埋下经济危机的种子。一旦泡沫破灭，一方面将引起外围国家对国际货币制度的反思（尽管这种反思直到年才大规模出现），另一方面也将引起外围国家对美国不作为和内视性货币政策的强烈不满。这种内外政策矛盾并无调和之道，—年，保罗·沃尔克力排众议采取极端紧缩的货币政策，虽然遏制住了恶性通胀与汇率动荡，挽救了美元声誉，却造成美国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惨烈下滑，形成所谓“废铁区”（rustbowl）。此后，美联储进入信奉自由市场的格林斯潘时代，在长达16年的时间中保持着创纪录的低利率，每当经济过热需要加息，市场便显露悲观情绪，造成国债长短期利率倒挂的“格林斯潘之谜”。
最后，离岸美元池的积聚对于美国自身而言，也是一种系统性风险和不安定因素。长期低利率政策和美元贬值策略，使大量美元聚集于高利率的外围国家，然而一旦外围国家资产泡沫破裂，或者出现任何投资洼地或热点，所谓“国际热钱”就会重新涌回美国，推高美国资产价格并形成泡沫。—年IT泡沫的形成便与年以来的美元供应飙升不无关系。无论理论界试图以怎样的模型加以约束，从帕尔默准则到弗里德曼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准则，从泰勒准则到伯南克灵活通货膨胀率准则，货币供应总量的约束问题从未真正解决。另一重危险来自各国央行、主权基金持有的海量美元资产，随着美元价值基础持续消解，离岸美元的持续积聚，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时间点，也许是某次金融危机，让所有持有者都做出一个判断，美元相对其他货币已经不值得继续持有，这就会造成牙买加体系下的美元危机，如同布雷顿森林时期四次美元信用危机一样。此外，高度依赖“双赤字”的美国政府一旦面临境外债权国集体停止借贷，就会造成如—年时的严重信贷紧缩。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元币权是一把双刃剑，在拥有权力支配他国的同时，又将致命武器同样交到了别国手中。
3.币权滥用与全球金融自由化
铸币税、通货膨胀税和汇率武器等相关币权的运用，所带来的收益和带来的危机因素相对直观可见，而围绕全球金融自由化展开的币权运用，则更偏向于结构性和建构性的角度，即从博弈规则和意识形态的层面来强化美元本位制，但因此造成的局部性金融危机和理念性变化，却从根本上瓦解着美元本位制的合法性基础。
在理解为何美国可以毫无节制地滥用币权之前，首先需要充分理解“多余自由度”这一概念。多余自由度理论除了探讨国际货币体系的本质缺陷，还真正涉足了“权力”领域。蒙代尔首先提出了“多余自由度”的概念，认为在一个由n个国家组成的世界，只有n-1个国家需要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第n个国家则自然达到平衡，不需要设置并达到国际收支平衡与汇率目标，这就是“多余自由度”。美元本位制下，第n个国家无疑就是美国。蒙代尔提出，美国如何使用这个额外的自由度，决定了国际货币体系是否有序。基于此，罗纳德·麦金农探讨了多余自由度这一特权被滥用的情况，n-1意味着自然的非对称性，以某国货币为锚的体系在特定历史条件（锚货币的发行国经济占统治地位且金融稳定）下或许可以持续，但多余自由度很容易被滥用，损害其他国家利益。麦金农以美元本位制为例，指出其货币政策长期以来只满足本国经济需要，造成了其他国家的不满和体系的动荡。事实上，如艾肯格林所指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实际运行中，已经产生了不满情绪，法国总统戴高乐以“过分的特权”形容美元货币权力，它使得国际货币体系天然具有非均衡的特性。
“多余自由度”问题也被国内学者广泛深入地探讨，主要集中在美元权力与义务不匹配、权力体系的不对称和权力的滥用等方面。李若谷（）总结了由多余自由度带来的三种不平衡现象：一是美国可以通过发行美元填补贸易赤字，导致全球经济失衡；二是国际收支失衡责任承担不平衡，美国出台政策时并不考虑对他国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三是储备资产分布和使用不均衡。张明在分析次贷危机原因时提出了“约束不对称论”，他认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最大缺陷在于缺乏对储备货币发行量的强制性约束，使得流动性过剩和资产泡沫周期性破灭成为常态。c葛兆强认为，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弊端，是造成全球失衡和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由于储备货币（本位货币）缺乏适度性和稳定性，导致国际金融危机频发。原本为了促进世界经济发展而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逐渐变成了被美国操纵、为美国利益服务的机构，推波助澜破坏了世界经济的平衡。彭兴韵基于“国际货币强权”分析了国际货币体系演变过程，认为美国对货币强权的追求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本位制的形成强化了美国的货币霸权，但美元强权的扩张和储备的迅猛增长使得金融危机频发。他明确提出，美国的双赤字、美元低利率及流动性扩张，都内生于美元作为单一货币主导国际货币体系安排之中，是美国为维护“美元强权”而采取的“刀刃上的平衡”措施。甘当善、王尧基主要从美元的“本位”基础分析美元本位制如何蜕化变质，从当初以黄金为锚，到以美国国债为锚（货币发行绑定美国国债，按照经济景气变动，以国债为抵押物发行货币），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中以劣质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为抵押物来发放债券，一步步打破制约，使得美元本位制走向失控。王道平、范小云认为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带来全球经济失衡，而且在过去三十年频繁引发金融危机，美元本位制使美国的赤字问题难以解决，无论其他国家选择国际收支盈余、赤字还是平衡，都难以避免贸易冲突和金融危机，唯一解决之道是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
综合考量蒙代尔的“多余自由度”和“不可能三角”理论，美国作为第n个国家，如果要获得充分的多余自由度，必须确保剩余的n-1个国家尽量保持资本完全自由流动，这就是为何美国要大力推进全球金融自由化。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财政部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Summers）在20世纪90年代明确指出“国内、国际金融自由化是美国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个国家、逐次会议、逐项制度地向他国施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将其结构型权力运用到了极限：在双边领域，美国商务部和贸易代表积极向国外政府施压，要求取消资本限制，为美国的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跨国企业提供业务机会。无论是年智利自由贸易协议谈判，还是年韩国寻求加入经济合作组织，美国都将资本项目自由化作为绝不妥协的谈判条件；在多边领域，美国于年召开夏威夷多国财长会议，试图说服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财长实施资本项目自由化，尽管当时多数国家已经开始担忧热钱流动和投机风险；美国还积极利用其掌控国际合作机构的优势，在年亚太经济合作论坛大阪会议上，强调“任何抑制资本自由流动的行为都会对投资者信心造成莫大的伤害”，而彻底自由的市场能够消弭一切风险；在所有行动中，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的修订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美国“建章立制”的特权，IMF第一副总干事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Fischer）和美国执行董事卡林·利萨克斯（KarinLissakers）积极促成了章程修订，IMF于年9月在香港年度会议上发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修订案中的资本流动自由化声明》，取消了其中凯恩斯主义的相关章程，建立了全球范围内资本流动自由化的新机制。
全球资本自由化从两个方面消解了美元货币权力的基础：一方面，资本自由流动所带来的经济危机频发，进一步推动外围国家质疑美元本位制的制度缺陷，以及美国大力推动金融自由化的目的，本章第三节将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对此做出详细剖析。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金融自由化对美国并非百利而无一害，反而从最根基处腐蚀了美元本位制的基础，造成了美国经济的空心化和产业向欧洲、亚洲等地转移。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制造业的重点由国内生产转向了海外投资，—年，美国在发展中国家年均投资增长率为13.3%，发达国家增长率为8.2%，到80年代，制造企业几乎停止在美国国内生产，主要通过购买制成品贴牌后进行贸易，至年，美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达亿美元。资本的逐利特性使虚拟资本超越实业资本成为历史的必然，年美国公司的总利润中，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份额已经超过了制造业。美国制造业就业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持续萎缩，60年代中期制造业产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创造的就业份额占24%，到年已经分别下降至13.8%和10.1%。而从虚拟资本一端来看，以道琼斯指数为例，—年这14年的上升幅度超过此前的44年，—年这8年的上升幅度超过此前的58年。年2月至年，仅短短3年零10个月的时间，道琼斯指数上升幅度和总量超过此前的66年，年美国股市总值达11.4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这充分显示了“脱锚”后的美元如何脱轨运行。从第二章阐述的英镑的教训中可以得知，本位货币的衰落正是从工业制造业的衰落开始，美国的产业空心化，意味着欧洲制造和亚洲制造的崛起，促成了挑战货币欧元、日元和人民币的崛起。
4.货币体系危机的驱动因素
综上可知，美国对币权的滥用，在美元本位制体系的中心与外围层面，均催生了货币体系危机的驱动因素。
本币发行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在美元“脱锚”与“脱嵌”之后不加节制地滥用货币权力，对其自身造成了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实体经济空心化侵蚀着美元价值的现实基础，日益严重的“双赤字”问题将美国推向信用违约的边缘；工业制造实力的此消彼长，从市场选择角度，促使外围国家选择替代货币，以获取更多的网络外部性；流动性泛滥与资产泡沫高企对美国自身的反噬，使其货币价值持续下降，经济模式难以为继，金融危机周期性发作，从货币体系的中心瓦解着美元本位制的合法性。
货币崛起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外围国家，面对美元本位制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也着手推本币国际化，并从外围挑战着美元本位制的合法性。美国滥用币权对外围国家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包括：货币超发直接降低了美元储备的货币价值；美国实体经济空心化导致其政府信用背书含金量降低、美元信用违约概率上升，危害外围国家美元储备的安全性；金融自由化给外围国家带来流动性泛滥、资产价格高企、通货膨胀失控等问题；美国内视性的货币政策引发周期性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外围国家经济稳定；美国运用直接或结构型货币权力打击外围国家，形成金融霸权主义等。
基本信息：
书名：美元病——悬崖边缘的美元本位制
ISBN:-7---4
定价：59.00元
中信出版集团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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